技术的大船，人类说翻就翻？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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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迅猛前进、飞速变化的当代，技术不断地产生“奇迹”。人类已经上了技术之舟，把技术探索继续进行下去似乎已成为人类的宿命，那么对技术的性质及其可能后果做批判性思考，也已成为人类责无旁贷的义务。

原文：《技术把人带向何方？》

作者：深圳大学教授   阮炜

18世纪末：技术离地升空，越飞越快

18世纪末以来，人类大规模地应用技术，领略到前所未有的富足，开始养成一种习惯，即预测技术还能带来什么进一步的甜头。

后来技术发展的速度和表现形式表明，这些预测虽有一些幸取中道，恰到好处，但更多的则要么大而无当，不着边际，例如二百五十万年后，人类将向银河系以外的类地星球殖民云云；要么过分保守，如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家、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1955年描写了这么一个未来世界：二百年后的2155年５月17日，学校的教育功能已由计算机接管，显示器上连人影也见不到一个，只看得见文字指令；呆在家里上学的学童把所有作业都输入计算机批改。现在意义上由人充当的“老师”对他们来说已经难以理解，甚至非常可笑，可他们把作业输入到计算机里的方法，却不是我们目前习以为常的电脑键盘，或更为先进的光电笔或某种当前还无法想象的手段，而是用穿孔卡（见Earth is Room Enough）。

在阿西莫夫讲他的二百年后未来世界的故事之后仅二十来年，穿孔卡或穿孔带便在半导体、集成电路硅片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下被淘汰了，其速度之快，五十年代的他恐怕作梦也没有想到。就连电视教育和学习软件这一类东西，目前也已成为现实，尽管远未达到完全取代老师（当然究竟应该不应该取代老师，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的程度。在当今地球上，既便是很穷的发展中国家也有能力进行电视教育，组织电视大学、网上课程。因此，阿西莫夫的预言同上世纪下半叶凡尔纳对潜水艇、电视和太空旅行所作的出色预言的细节相比，实在是相形见绌。要跨越两个世纪，从技术细节上展望技术到底能做什么，没有不怕贻笑后来的勇气，恐怕是不行的。

我们不能过分责怪阿西莫夫。因为技术到了他写科幻故事的时代，发展得实在太快了。人花了约一百万年时间，才从最初使用粗糙的石砍砸器，继而制造使用简单的石斧石刀，发展到了距今约四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即石器工艺时代。这一时期，人学会了制造使用复杂的石器，出现了具有地区特征的工艺品。这不是小事，而意味着人开始了从最基本的生存劳作中解放出来的历程，从此有了闲暇，可以进行文化、科学创造的活动。技术开始在跑道上滑行。从四万年前到18世纪末这段时间相对于一百万年来说很短。但自18世纪末开始，技术终于离地升空，自此便越飞越高，越飞越快，一发不可收拾。从火车、轮船、电报、电话、摄影术到超音速飞机、原子弹氢弹、运算速度每秒上万亿次的电脑、基因工程、纳米技术，到以发达技术为先决条件的微观世界和宇宙的探索，等等，这一切只花了区区一百多年时间。

相对于四十多亿年的地球史，相对于地球三十五亿来年的生命史，相对于约二百来万年的人类史，这一百多年怎么说也只是一刹那。甚至相对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18世纪末这四万来年，这一百多年也是极短的一段时间。

20世纪：技术表现出某种自主性或独立性

尽管阿西莫夫们在细节上可能保守得可笑，但从技术发展的总趋势来看，他们大体上并没有犯错误。无论如何，技术发展到今天，已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人类居住环境乃至整个地球生态环境的面貌，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品质，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人的认知模式、扩大了人的认知范围。如果说人是进化的产物，技术作为人属物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何尝不是？如果说，20世纪以前的人类只希冀以技术改善自身的物质生存状况，因而技术对人来说具有明显的手段性或工具性，几乎无条件地是人驾驭、控制的对象，那么20世纪以后的技术则表现出某种自主性或独立性，已多少是一匹难以驯服的马。人努力制服这匹马，甚至有下马的念头，却发现一旦上马，便下不了马。实际上，人已脱离不了技术，逃避不了技术。技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得是人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再者，技术以其固有的逻辑能产生累积效应，累积到一定程度，便会表现出加速度发展的势头。从人类史的角度来看，尤其从人进入20世纪后的情形来看，一种新技术的可能性从意念的酝酿到成为现实，所花的时间越来越少，而新技术的可能性之实现甚或部分实现本身又酝酿着更新的意念，会导致更新的技术可能性出现。这使目前对技术的未来可能性在细节上作哪怕是较为准确的预测，也非常困难。这些可能性将具体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形式影响人类社会，也同样难以预料，但它们将改变人类的经济、权力和社会结构，乃至整个存在品质则无疑。

甚至可以说，由于技术发展的累积效应及其所导致的自身的加速度发展，恐怕人类已永远不可能确知技术究竟能做到什么，技术究竟能使人类成为什么样的存在、什么样的生灵。技术硬拽着人类往前行进，人类就是想退回四万年以前技术萌芽的混沌时代，也已是不可能的了。

人类作为理性动物发展到今天，纵使已有从老子、庄子到海德格尔几千年的反技术主义的思想积累，也不能不有这样的认识或假设，即人类的本质中存在着人为性、开放性及其所导致的技术性这一面。对当前的人类来说，这种技术性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明显。同样的是，技术的不可逆性对当前和今后的人来说，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人类甚至不能自作聪明，把技术看作钻出瓶子的魔鬼，象哄小孩吃饭一样把它哄回瓶中，即设法使返回某种其乐融融的原初状态，返回一个无技术或前技术的时代。因为至少从目前来看，技术不可能后退，而只可能前进。至于前进到何种地步与何种样式，人类可能永远不会有清晰的概念。

1945年７月16日，当人蜷伏在亚利桑那州荒凉的沙漠上，焦急地等待那前所未有的实验结果时，他还是人。一秒钟后，他目睹了一颗自造的太阳骤然升空，由巨大的火球变为蘑菇形烟柱，使他头晕目眩，灵魂震颤，及至他从地上爬起来，清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已不同于从前，是一个新的存在了。这个新存在无论如何也无法退回从人科成员中分化出来以前的那种状态。

自亚利桑那以后，特别是自广岛长崎以后，人类在自己所驯服的巨大能量面前，在由此获得的巨大能力面前，感到了恐惧和惶惑。这恐惧和惶惑是人类以往取得任何技术进步时从未有过的感受，或许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原始人在天真的浑噩中刚学习生火技术的时候。以往的技术进步所带给人类的，似乎只是纯粹的欣喜和欢乐，而在1945年，人类却前所未有地两种感觉兼而有之。在这复杂的感觉中，人类似乎感到自己已经长大，想再变为婴孩已不可能。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掌握和能够掌握的技术是恐怖的，自己已经创造和能够创造的东西是恐怖的。如果说他们从前进行的所有惨烈战争与核战争相比只是儿戏，那么现在他们得到了这样的启示：大规模的自毁能力已掌握在他们手中，或命运已将此能力放在他手中，因此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不负责任地滥用自己的发明，用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屠杀自己的同类。或者说，至少在理念层次上，人类已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大家庭。人类开始学习在此大家庭内和睦相处了。

技术在社会中进化

应当说，技术就其本身而言，既非纯粹的恶，也非纯粹的善。技术既可能制造空前的灾难，使人类退回到二百万年前的混沌状态，也可以使人类开掘自身的无限潜力，把人类与物质世界交流的无限可能性敞开给他们，把存在的无限奥秘揭示给他们。人类已经上了技术之舟，想下来也下不来了。技术之舟载着人类越来越迅速地往前行进，向无限的未知维度推进。如果说因缘情势已发展到如此地步，把技术探索继续进行下去，似已成为人类的宿命，已成为人类不可逃避的生活方式，那么对技术的性质及可能后果作批判性的思考，也已成为人类责无旁贷的义务。

如果采用马克思·韦伯的思路，技术应当是人的工具理性的产物，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它虽然区别于人的价值理性，但以其本质却不可能不对人的价值理性发生作用，对上层建筑发生作用，对人类社会发生作用，对人的根本品质发生作用。因此不妨说，虽然人类创造着技术，技术反过来也创造着人类；人类的本质内涵随技术的扩展而扩展，人类的存在视野也随技术的伸延而伸延。

然而，人类永远也不应忘记技术无论如何也只有手段性或工具性。技术本身绝非是目的。技术本质是中性的，并不体现人的价值观，并不蕴含人的价值判断。故而，只能说技术异化着人类，而不能说人类异化着技术。无论技术在多大的程度上重新塑造着人类，它也并不等于人的本质。无论人性的界定在多么大的程度上离不开技术，也无论如何不能把人类等同于技术。

以其本质上的手段性或工具性而言，技术之作用于人必然具有双重性。技术虽然正给人类带来似无边际的甜头，以后还可能给人类带来更多更大的甜头，但从已经和正在发生的情形来看，技术也完全可能给人带来无究无尽的苦头，甚至可能突然中止人作为一个特殊种属的生命，同时也摧毁曾维系过人类的生态系统。

在这个一切都在迅猛前进、飞速变化的时代，在技术不断产生的“奇迹”面前，在技术被不断运用于改善人类生存状况的努力中，人最容易犯的错误，还是还原论的错误，亦即面对时间流变中的人类社会这一高度整合的有机结构，总是把它的局部当作整体来对待，把本来极为复杂的事情当作简单的东西来处理。至少就目前的进化水平而言，人类通常是短视的。从社会方面看，近代以来历次大规模的乌托邦实验虽然乍看起来眼光长远，最终却无不暴露出短视的本相，都不得不改弦易辙。从历史上看，人类从来都未能预见到某一特定技术会产生什么样的综合性后果，从而事先做好准备，而只能看到或愿看到技术会带来什么样的当前利益，等到问题变得十分严重时，又狼狈不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应付问题。

最值得担心的情形，是人类的社会进步与技术进步的节奏不一致、旋律不协调。宇宙间最危险的情景，莫过于把大规模的毁灭性技术摆在一个仍然兽性十足、商业贪婪性十足的理性动物面前。这样的动物不配掌握这样的技术。技术的进化应与人类社会的进化同步，因为从根本上讲，技术并非个人天才的产物，尽管重大发明似乎常常出自个人之手。正如人是在群体中进化的那样，技术是在社会中进化的。

但18世纪末以来，技术总是走得太快，总是把社会抛在后面，总是使人手忙脚乱，疲于应付。飞机才问世几年，便被人类用来或载机关枪或扔炸弹，戕杀地面上尚不懂“防空”的同类。亚利桑那州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才两个星期，便被用来让广岛人顷刻间化为碳素。单单一颗炸弹前所未有地使二十多万人死亡，并在此后二三十年中继续进行着慢性屠杀！只是在技术带来的恐怖广为披露后，人类才开始反省自己的做法。不夸张地说，人的认知水平和道德水平自“轴心期”以来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步。如果真有了一点进步的话，那似乎也得从二战后算起。

故而可以说，技术是水，人类是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技术的飞速行进必然会引起颠簸，有时是剧烈的颠簸，甚至可能导致人类之舟的倾覆。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94期第6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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